同样是订製孩子,却引发截然不同的反应?

同样是订製孩子,却引发截然不同的反应?

几年前,一对同性恋伴侣决定拥有一个孩子,由于两人都失聪,并以此为傲,所以她们决定这个孩子最好也是聋人。雪伦.杜薛诺和坎蒂.麦科拉跟其他以聋哑自豪的社群成员一样,认为耳聋是一种文化认同,不是一种需要治疗的残疾。「耳聋只是一种生活方式。」杜薛诺说,「身为聋人,我们觉得自己很完整,我们想要跟我们的孩子分享聋人社群美妙的一面──归属感及彼此的联繫。身为聋人,我们真的认为我们过着丰足的生活。」

两人期望怀一个失聪的孩子,因此找到一个家族里五代都有聋人的精子捐赠者,后来果然成功了,她们的孩子葛文天生失聪。《华盛顿邮报》报导她们的故事后,随之而来的是广大的谴责,这对初为人母的伴侣大感惊讶,而绝大多数的责难集中于指控她们蓄意将残疾加在自己孩子的身上。杜薛诺和麦科拉否认耳聋是一种残疾,并且辩称她们只是想要一个像自己一样的孩子而已;杜薛诺声称:「我们不认为我们所做的,跟许多异性恋伴侣想要孩子时的作法有多大的不同。」

事先设计把孩子订製成聋人有错吗?如果是的话,又是哪里做错了──是耳聋的部分?还是设计这个行为?为了进行讨论,我们先假设耳聋不是一项残疾,而是一个出众的特质,那幺父母精挑细选想要有哪种孩子的想法还是有错吗?或者,人们向来就是用选择配偶的方式在挑选小孩,只是最近使用了新的生殖科技?

在爆发这则争议的不久前,有一则广告出现在《哈佛日报》和其他常春藤联盟大学的报纸上。一对不孕的夫妻在寻求卵子捐赠者,但不是任何捐赠者都可以,她必需是五呎十吋(约一百七十八公分)高的运动健将,没有任何家族疾病,大学入学时的学术水準测验考试(SAT)成绩在一千四百分以上。符合广告上面条件的捐赠者捐出卵子时,可获得五万美元作为报酬。

也许为了得到优质卵子而提供丰厚赏金的父母,只是想要一个跟自己相像的孩子。又或许他们只是希望完成一笔物超所值的交易,尝试得到一个比自己更高或更聪明的孩子。无论如何,这个出价奇高的案例,不像那对想要一个耳聋孩子的双亲一样引起公愤。没有人跳出来指责身高、智力和杰出的运动才能,是一种应该要饶过孩子的残疾,然而那个广告或多或少还是留下一些萦绕不去的道德疑虑。就算没有造成任何伤害,但父母订製具备某些遗传特质的孩子,此种举动是否有什幺值得令人担忧的地方呢?

有人会辩称,试图怀一个失聪的孩子,或一个将来进大学时 SAT 成绩会考高分的孩子,就像自然生产一样,有个关键的着眼点──无论这些父母如何极力增加机率,还是不能保证他们能得到想要的结果。这两种尝试皆受制于玩基因遗传乐透彩般,具有难以预测的变化。这种辩称同时也提出一个有趣的问题:「为什幺有些不可预测性的元素,好像特别容易造成道德方面的影响?假使生物科技能去除不确定性,让我们可以完美地设计出孩子的遗传特质。」

反覆思索这个问题,我们暂且先把孩子放一边,来想想宠物。「蓄意生出耳聋孩子」的怒潮过了一年左右,一位名叫茱莉(她不愿意公开姓氏)的德州女人,正哀悼着心爱的猫咪尼克之死。「尼克很漂亮,」茱莉说,「牠特别聪明,能听懂十一个指令。」她读到一家位于加州的公司,提供基因保存和无性複製,也就是複製猫的服务。这家公司于二○○一年成功创造出第一只複製猫(叫做CC,「极其相似」Carbon Copy 的英文缩写),于是茱莉寄了尼克的基因样本和五万美元的费用给这家公司。几个月后,她收到了基因完全一样的小尼克,她非常高兴。茱莉表示:「这只猫咪和尼克一模一样,我没办法找出半点不同的地方。」

这家公司在网页上公布了複製猫降价的消息,现在只要三万二千美元。要是觉得这个价格还是太高,他们再送上不满意即退费的保证──「倘若觉得订做的猫咪不够像原来捐赠基因的猫,我们将不问任何原因,全额退费。」其间,这家公司的科学家也致力于开发新的生产线──複製狗。因为狗比猫更难複製,公司打算收取十万美元的价格,甚至更高。

很多人觉得複製猫狗的生意很古怪。更有人不满的是,明明有成千上万的流浪猫狗需要收留,却宁愿花一笔不小的钱来製造一只订做的宠物,实在很不合理。也有人担心,在试图成功无性複製宠物的过程中,会有多少动物的生命在孕期当中折损?但假使这些问题都能够克服,我们会仅止于无性複製猫狗吗?要是无性複製人类呢?

基因工程上的突破同时为我们带来希望和困境。带来的希望是,我们也许很快就能治疗和预防大量退化性疾病──例如帕金森症、多发性硬化症;带来的困境是,新发现的基因学知识或许也使我们能够操控人类的自然状态──例如改善我们的肌肉、记忆力和心情,进而选择孩子的性别、身高以及其他遗传特质,甚至是能增进我们的体能和认知能力,把我们自己改造成「比好还要更好」。大部分的人至少对某些形式的基因工程感到不安,但要表达出感到不安的理由却不容易。那些耳熟能详的道德字彙和政治论述,使我们很难说出改造人类的自然状态有什幺不对。

我们再来思考无性複製的问题。一九九七年複製羊陶莉诞生,带来了一阵对未来可望无性複製人类的担忧。从医学的角度来看,确实有很好的理由值得担忧。大部分的科学家一致认为无性複製不安全,很可能製造出严重异常和有先天缺陷的产物(陶莉羊染病早死)。但假设无性複製的技术进步到所冒的风险不比自然怀孕大时,複製人类还会引起反对吗?就此而言,创造出一个跟父母、或是跟不幸死去的兄姊,或是跟伟大的科学家、运动明星或名人在基因上是双胞胎的小孩,到底哪里不对?

有人说,因为违反孩子的自主权,所以无性複製是不对的。父母预先挑选孩子的遗传天性,让孩子活在别人的阴影下,是在剥夺孩子拥有开阔未来的权力。基于孩子自主权而提出的异议,不但反对无性複製,而且也反对任何能让父母选择孩子遗传特质的生物工程。根据这些异议,基因工程的问题在于「订做的孩子」不是完全自由的;即使增强有利的基因(比如音乐天分或体育能力),仍会为孩子指向特定的人生抉择,以致损害他们的自主权,侵犯他们为自己选择人生计画的权利。

乍看之下,自主权的论点似乎抓住了複製人类和其他遗传工程的癥结所在,但其实在两方面都不具说服力。首先,这个论点有着错误的暗示──不是父母订做的孩子就能自由选择自己的身体特性。因为没有人可以挑选自己的遗传基因。相对于一个複製出来的或是基因改良的孩子,自然孕育出的孩子并不是一个未受特定天分侷限未来的孩子,而是任凭基因遗传乐透彩摆布的孩子。

其次,并非所有的基因干预都会影响后代子孙,即使关心自主权能说明我们对订做孩子的一些忧虑,但也不足以解释我们对想要改良自己的基因的人在道德上的犹豫。肌肉细胞或脑细胞等不可再生细胞(或称体细胞)的基因疗法(gene therapy),就可藉由修复或替代有缺陷的基因来作用。当有人不把基因疗法用在治疗疾病,而是超越健康的範畴,将它拿来增进体能和认知能力,把自己提升到标準之上,则道德上的难题也随之而生。

基因改良就像整型手术一样,是运用医疗方法达到非医疗之目的──跟治疗或预防疾病、修复创伤或回复健康无关的目的。但基因改良不同于整型手术的是,其不仅作用于外在,改变的不只是外表。即使增强的是体细胞,它不会遗传给孩子或孙子,但还是会产生很大的道德问题。

假如我们对整型手术,以及给鬆垂的下巴和紧皱的眉头施打肉毒桿菌等行为有着矛盾的情绪,那我们也会对用来强壮身体、增进记忆力、提升智力和改善心情的基因工程更加担忧。问题是,我们的担忧是对的吗?如果是对的,那幺是根据什幺呢?

来看看比较近的一个优生政策,在没有强迫下自行停止的例子。一九八○年代,新加坡总理李光耀担心,受高等教育的新加坡妇女比教育程度低的妇女生育较少的孩子。「如果我们持续以这种不平衡的方式生育,」他说,「将无法维持现有的水準。」他害怕后代会「人才枯竭」。为了避免国力衰退,政府制定政策鼓励大学毕业生结婚生子,例如,国营的电脑媒合约会服务、奖金鼓励受高等教育的妇女生育、大学开办求婚课程,以及招待单身的大学毕业生免费「爱之船」邮轮旅游等。于此同时,提供没有高中文凭的低收入妇女四千美元,作为购买便宜公寓的头期款──假如她们愿意绝育的话。

新加坡的政策给了优生学一个自由市场的转圜余地,政府没有强迫不喜欢的公民忍受绝育,而是付钱给他们去结扎。可是认为传统的优生计画在道德方面很可憎的人,似乎觉得新加坡的自愿版本一样令人不安。有人会抗议四千美元的诱因跟高压强迫是同一类,特别是对生活没有前途的贫困妇女而言。甚至也有人会抗议招待有特权的人搭乘邮轮,是集体主义计画的一部分,国家虎视眈眈且以严厉的手段侵入人们应该自由决定的生育选择(据称这些政策,在痛恨被催着为新加坡「繁殖」的妇女当中,很不受欢迎)。不过优生学基于其他理由还是受到反对;即使在不受强迫的情况下,不论是个人的还是集体的,经过审慎的设计以决定子孙基因特质的野心,都是不正当的。近来,这种野心比较不常出现在国家资助的优生政策中,却较常出现在使父母能挑选理想孩子种类的生育技术。

假如可以自由选择,而不是由政府强加的,跟法兰西斯.克里克一起发现双螺旋结构的生物学家詹姆斯.华生(James Watson)表示,不认为基因工程和改良有什幺不对。不过,对华生而言,选择的措辞和旧优生学的感觉共存。「假如真的很笨,我会说那是一种疾病,」华生告诉伦敦《泰晤士报》:「智力在最低百分之十的人真的有困难,即使在小学也是,原因是什幺?很多人会说:『嗯,穷嘛,这一类的原因。』很可能不是,所以我想要摆脱困难,帮助那最低的百分之十。」

几年前,华生说了些引起争议的话:「如果发现了同性恋的基因,不想要生同性恋小孩的怀孕妇女,应该能自由地使怀着的胎儿流产。」正值他的评论引起喧嚣,他回应说他不是单单要挑出同性恋,只是在主张一个原则:妇女应该能为了任何遗传偏好的理由,自由中止怀胎──不管测试显示孩子天生会有阅读障碍、缺乏音乐天分或太矮不能打篮球等。

对主张给胚胎或胎儿全面法律保护的反堕胎者而言,任何流产都是无法形容的罪行,华生的方案并没有向他们提出特别的挑战。但是对不赞同生命权立场的人而言,华生的方案提出了难以回答的问题:假如打算堕胎以免生出同性恋或是有阅读障碍的孩子,在道德上令人不安,那不是表明按照优生偏好行事是不对的,即使没有高压强迫也是一样?

或者我们试想精子和卵子的市场。人工授精容许未来的父母採购具备理想遗传特质的配子,这个订做孩子的方法,比无性複製或胚胎植入前遗传诊断更不可预测,但却提供了很好的生育技术的例子,旧的优生学在此遇上新的消费主义。回想一下出现在某常春藤联盟名校报纸上的广告,提供五万美元给捐赠卵子的年轻女性,她必需至少五呎十吋(约一百七十八公分)高、体格健壮、没有主要的家族医疗病史、SAT 成绩总和在一千四百分以上。最近,有个网站登出一个时装模特儿的照片,声称发起竞标她的卵子──由一万五千美元到十五万美元起标。

究竟是基于什幺理由,如果有任何理由的话,卵子市场会在道德上引起反对?既然没有人被迫去买或卖,就不可能是因为强迫的理由而有错。或许有人会担心,提供贫穷的妇女拒绝不起的馈赠,可观的金额会使她们受到剥削。可是精心设计而卖到最高价的卵子可能从享有特权的人身上找到,而不是穷困的人。假如优质卵子的市场给了我们道德疑虑,表示优生学的考量即使有了选择的自由还是不得安宁。

在这个研究基因组的时代,不论是反对还是赞成基因改良,人们再度谈论优生学。一个具有影响力的英美政治哲学家的学派认为,新「自由主义优生学」的时代来了,意思是不约束孩子自主权的非强迫基因改良。「儘管老派的集权主义优生学试图生产同一个模子做出来的国民,」尼可拉斯.亚格(Nicholas Agar)写到,「新的自由主义优生学的明显标誌是国家中立。」政府可能不会跟父母说要设计哪一种孩子,父母只会改造孩子增进能力的特质,并不会对孩子人生计画的选择有偏见。

最近一本有关遗传与司法的教科书,由生物伦理学家亚伦.巴克曼、丹.布洛克、诺曼.丹尼尔斯和丹尼尔.威克勒合着,提出了类似的观点:「优生学的坏名声」是来自「未来优生计画或许能避免」的做法。旧优生学的问题是沈重的责任,不成比例地落在弱势和穷人的身上,他们不公正的受到隔离和绝育。但假如基因改良的利益和责任能公平的分配,这些生物伦理学家说,那幺,优生学的措施就不会受到反对,还可能有道德上的需要。

法律哲学家.德沃金(Ronald Dworkin)也赞成自由主义版本的优生学。有野心「使人类未来世代的生命更长、更充满才能并因此更有成就」没有什幺不对,德沃金写到︰「相反地,如果扮演上帝意味着努力去改良人类,决心用我们蓄意的设计来改进上帝慎重地或自然盲目地进化了千万年的人种,那幺道德个人主义的首要原则统领着这份努力。」支持自由意志主义的哲学家诺齐克(Robert Nozick)提出「基因超市」,让父母能够自行构思订製孩子,而完全不增加整个社会的负担:「超市的制度具备很大的优点,不涉及任何修改未来人类类型的中央决策。」

连罗尔斯(John Rawls)也在他的经典着作《正义论》中,为自由主义的优生学提供简短的背书。即使在同意分享基因乐透彩所有利益和责任的社会里,罗尔斯写到︰「有更好的天赋是每一个人的利益,让人能追求想要的人生计画。」社会契约的当事人「想要确保后代子孙有最佳遗传天赋(假定自己的遗传能力都修正了)。」因此优生政策不但是可容许的,在正义上也是必需的。「所以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至少採取措施以保存一般水準的先天能力,并预防严重缺陷的扩散。」

虽然自由主义的优生学比起旧的优生学是较不危险的学说,但也为较不理想的主义。二十世纪的优生学运动自有其诸多愚昧和黑暗面,却是在渴望改进人类或促进整个社会的集体福祉下应运而生。自由主义的优生学来自缩小的集体抱负,不是社会改革运动,而是享有特权的父母得到想要的孩子,并帮孩子在竞争激烈的社会準备好要有所成就的方法。

自由主义的优生学儘管强调个人选择,却比刚出现时意味着更多国家强制。拥护基因改良的人不认为藉由教育,跟藉由基因改良来改善孩子的智力有什幺道德上的区别。重要的是,从自由主义的优生学观点看来,侵犯了孩子的自主权或「开放的未来权利」的,既不是教育也不是基因改良。假如所增进的能力是「通用的」工具,也不指引孩子往特定的职业或生活计画,那幺,道德上是容许的。

然而,赋予父母增进孩子福利的责任(同时尊重他们有开放的未来权利),这样的基因改良变得不但是容许的,而且还是义不容辞的。就像国家可以要求父母送孩子去上学一样,那幺也可以要求父母利用基因科技(假如是安全的)来提升孩子的智商。关键为所增进的能力是「通用的工具,实际上在开展任何人生计画时都有所用……这些能力只要愈确实是通用的工具,国家鼓励甚或规定基因改良这些能力所遭到的反对就会愈少。」只要对自由的「道德的个人主义原则」有正确的了解,基因工程不但被允许,而且还被「下令努力、使人类未来世代的生命更长、更充满才能,并因此更有成就。」因此自由主义的优生学完全不排斥国家强制的基因工程;只要求基因工程尊重所设计出来的孩子的自主权。